回民独立师开展的群众工作

为了把豫海地区建设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回民独立师遵照毛主席、彭德怀的指示和西征军总部的要求，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发动群众的工作。

1、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回民独立师每到一地，都首先用布告、标语等形式，让群众了解红军的主张。在豫旺、下马关、红城水、韦州、半个城等地，到处可以看到红军书写的标语；

2、救助贫苦回民，建立骨肉亲情。1936年豫海回族地区年景不太好，加上马鸿逵匪帮多年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很多群众锅中无粮，灶里缺薪。因此，红军每进一村都要走访贫苦农民，了解民情，将作战、剿匪、反霸中缴获没收来的粮食、牛羊、骡马、骆驼等，分给贫苦农民、城市贫民。在整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给老百姓先后发放了6批粮食，5万多只羊，一千头左右耕畜。在回民独立师驻地，指战员经常帮助群众担水、扫院、耕地锄草、收割打场。特别是在有些干旱山区，部队开队每到一处，医护人员还身背药包串街走巷，为民治病。在半个城（今同心县城）城南清真寺东南坡下有口官井，年久失修，井口脏破不堪，很不卫生，更严重的是井中水量小，供不应求，群众常常为取水发愁。回民独立师按照回族的习俗，征得回民群众的同意，派了一个班的回族战士，将这口井彻底淘洗了一遍，井口也进行了整修。为了确保井水的卫生与安全（防止敌人投毒），马青年让警卫排派了一个班，专门在井口站岗，群众很受感动。回民独立师驻扎在王家团庄、半个城、下马关、关桥堡、韦州、红城水一带时，还经常到回民家中走访，问寒问暖。群众把红军当作亲人，一进门就让红军坐在炕上，端水递茶，生火做饭，就连平日害羞的丫头们也敢和红军说话；

3、锄奸反霸，为民伸张正义。回民独立师驻防半个城、王家团一带时，周围的城镇、村庄都成了解放区。经过回民独立师四个多月的群众工作，相继建立起群众解放会和苏维埃政权。有个叫马明珍的家伙，过去当过保长，常年放高利贷，欺诈百姓，红军来后又冒充我军工作人员，威胁群众，敲诈勒索，破坏红军筹粮筹款，并偷偷放了红军在豫旺北关没收大恶霸劣伸马子哲的1000多只羊、100多峰骆驼、20多匹马。回民群众认为他不像是红军，多次向红军报告，马青年听后非常气愤，立即派人将其扣了起来。经过再三审问，马明珍态度恶劣，死不认账。还污蔑说那些羊只、骆驼、马匹是红军抢来的，引起公愤。红军和当地苏维埃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和他的罪行，公开处决了他，回族群众拍手称快；

4、马青年还亲自为老乡断了两桩官司。

第一桩是地主与长工的债务官司。有个姓马的大地主，靠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有一家给他扛活的农民借了他的钱，年复一年利上滚利，这个地主逼农民还债，农民实在还不起，发生了纠纷。这个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找到红军，说他常年给地主扛长工，当牛做马，分文无收，还欠下了还不清的债，要红军为他评理。马青年就派人把姓马的唤来，审问了一番，指出他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是犯罪。这个地主跪在地上连连点头认罪，表示悔过。最后，马青年断了免除那个农民全部债务，让姓马的地主再付给工钱100元，并张贴告示标语，不准再放高利贷，违者严办！这桩官司断完，很快传了开来，说红军断官司公平合理，替穷人说话，伸张正义。

第二桩官司是回民婚姻案。有个恶霸劣绅的儿子，其父母为他包办娶了媳妇。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女方不是挨打就是挨骂，坚决要求离婚。男方不但不同意，而且生活上虐待，逼得女方无法活下去。这个恶霸劣绅家雇了个长工叫杨沫顺，为人憨实忠厚，人品又好。那个女方看上了他，愿与他结伴终身，就找到回民独立师哭哭啼啼，再三央求红军替她申冤，为她做主。可当地一些回族上层人士认为女人敢走出家门找红军，违犯了回民的固有习俗，要惩办那个女子。这桩官司涉及民族政策，必须慎重。马青年约来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唐天际等七八个同志认真研究后，又先后请了20多个阿訇开会，指明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是一种封建做法，应当提倡婚姻自由。经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取得阿訇们的理解与支持。马青年他们几人又将男女双方叫到当面，审清情况，最后判定他们离婚，并同意女方与杨沫顺结婚的请求。阿訇们和当地的回民长老和红军代表一起参加了他们的结婚典礼，主持阿訇还念了“秘哈亥”（回民婚礼时阿訇念的经），不少回民群众也前来庆贺，恭喜杨沫顺成亲。大家高兴地说：“要不是红军，你杨沫顺还能讨个婆姨？”

这两桩官司判下后，找红军告状断官司的越来越多，有时连工作都干不成了。

5、联系宗教上层人士，扩大统一战线。由于回族群众中宗教意识浓厚，因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做好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是宣传回民、发动回民、团结回民、组织回民的关键之一。喊叫水地区的洪岗子教主洪寿林，就是当地伊斯兰教胡夫耶教派中很有声望的大教主。他为人开明，能洞察时势。红军派代表第一次和他接头时，还给前去的18名指战员每人送了一枚银洋。后来红军又与他多次接头，被当地的民团头子发现，派出便衣在堡内四周搜寻。他发现后，把这两个同志藏在自己的“禁房”（教主修心盘道的地方）之中，让家人送饭，后来，又巧妙地把这两位同志打扮成阿訇模样护送到同心城。他在“布道”（讲《古兰经》）时，向教民讲“顺民者昌、逆民者亡”的道理，说红军是顺民的队伍，一定能胜利，为回民独立师开展回民群众工作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为了表示对洪教主的尊敬和感谢，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决定派唐天际、程宋寿和马青年专程给他送了一面“爱民如天”的锦幛。

在马青年的带领下，回民独立师在建立、巩固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上做了有益的贡献。在陕甘宁省豫海县清真大寺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上马青年被选为自治政府军事部长。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当时管辖12个区，其中8个巩固区，即：同心城区、王家团庄区、高崖区、马家河湾区、窑山区、红城水（下马关）区、豫旺区和李旺区；4个游击区，即：喊叫水区、韦州区、惠安堡区、关桥堡区。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人口30000多。除红军正规部队驻守外，每个区都有二三十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自治政府设在王家团庄北堡子内。

在组织动员武装工作上，马青年和回民独立师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根据《回民解放会章程》，在县、区、乡、村建立回民解放会；二是成立县、区游击队；三是组织抗日救国江湖游击队。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武装组织，其目的是团结哥老会等帮会组织，改变对红军的敌对情绪，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帮助红军扰乱和牵制敌人。参加这个游击队的一部分为哥老会成员，多为城镇游民，重江湖义气，内聚力很强；一部分为当地贫苦回汉群众和窑山煤矿工人，人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江湖游击队军事上由马青年负责，政治委员王柏栋由回民独立师选派，总指挥由窑山煤矿工人马振龙担任，参谋长由窑山煤矿的账房师爷郑希武担任。红军撤离同心后，游击队的成员有的回家了，有的逃跑了，但也保留了一些骨干，约1200余人划归回民独立师；四是动员回、汉青年参加红军，仅同心一带就有350余人参加回民独立师。至1936年1月底，连同回民独立师的1000余人和江湖游击队划归的人员，马青年的回民独立师达到近2600人，后编入红十五军团；五是筹粮筹款支援陕甘宁红军；六是配合红十五军团迎接二、四军团会师。徐海东军团长带领一个骑兵团前往会宁时对马青年和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讲：“赶快把筹的粮食和物资送到会师部队，他们急需！”此前，马青年他们得知红二、四军团汇合时需要物资，根据军团的指示，已协同自治政府发动群众，筹集物资。除粮食外，计皮衣500多件，鞋3000多双，牛羊10000多头。听到军团首长徐海东的指令，马青年他们立马行动……

10月26日，我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宁之后，二、四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会集于同心城、王家团一带。由于红军在这一带回、汉群众中有着很好的影响，在二、四方面军进入同心的时候，老乡都摆上“哈利发尔”（以各种糖果、瓜子和油炸糖酥凑成的迎客盘）夹道欢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专程从陕北赶到同心城进行欢迎。在同心城西郊召开了军民联欢万人大会，西征总部和二、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朱德等红军首长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红十五军团在同心城著名绅士全振明家设便宴招待二、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贺龙、徐向前、萧克、关向应、张国焘、张浩和随二、四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领导人参加了宴会。作为东道主的红十五军团的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和马青年以及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负责人马和福等作陪。

承前启后奋斗在宁陇边区

1936年10月28日，红军主力开始撤离同心城，11月中旬整个撤离豫海地区向东转移北上，豫海自治政府被迫由公开转为地下。

1936年11月，中央对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授予“西路军”称号，处境危急，决定组织援西军。12月13日，马青年由回民独立师调任援西军政治部负责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协议，红十五军团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回民独立师此时已完成其原定使命，原建制取消，一并参加了整编。1937年8月下旬，马青年调任一二九师驻镇远（现属甘肃省庆阳市）、固原（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级市）、平凉（现甘肃省下辖的地级市）三县办事处主任。为建立八路军固原办事处，他先后与国民党谈判了5次，经过艰苦谈判、顽强斗争，才使办事处站住脚，至1938年3月结束。

延安学习成长

“西安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战局面逐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党需要培养大批民族工作干部，以此带动全民族参加抗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组织考虑马青年是民族干部，又担任过较高的领导职务，于1938年4月至1938年9月，派他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二支队学习，先当学员，后兼任支部书记；1938年10月至1939年5月又把马青年调到抗大一大队九支队，任政治指导员兼队长；1939年6月至1940年10月，他又由西北局组织部调配到中共中央党校第三十七班，这是一个专门培训回族干部的高级班，他担任班主任，兼任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当时中央党校的校址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天主教堂旧址内。由于是少数民族班，学员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因而，这是他学习期限最长，收获最大的一次。在学习中，马青年和其他学员一样，一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知识和党的基本理论。当时，学习马列主义，对不少学员，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学员来说，是新鲜事。马青年和许多学员一样虽然入了党，但还没有正式学习过马列主义知识和党的理论，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因而，对马青年和许多学员来说，是一种启蒙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知识的时间虽不长，马青年感到收获却很大。因为在过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跟着党“干”。通过党校学习，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知识，为以后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找到了一个自学的门径，为日后继续深造创造了条件；二是在理论学习中他按照学校和教员的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如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就和大家联系所了解的经济社会情况、本民族的历史，作分析，写心得，因而体会较深，收获也较大；三是培养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这是入校第一堂必修课。他坚持与农民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提高自己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四是在军事学习上，由于他是军事干部，因此，他既当学员，又当军事教员，他既接受其他教官严格的制式作战、进攻、防御、侦察、军事纪律教育等科目训练，又向其他队员传授野外作战技术和谈判经验。

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组织又送马青年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兼任支部书记。这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兼任。学员入学一般都要经过考试，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经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课程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为兼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洛甫、艾思奇等都亲自授过课或作过报告。他们讲课、作报告，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对学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提高思想修养起了很大启蒙作用，确实是终身受益。

马列学院毕业后，他被调到陇东地委工作了一年，又于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调到中央党校二部，任二十七班支部书记。

在延安学习、工作、生活的5年多时间，是马青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使他从一个具有朴素阶级感情，参加红军后又一直从事武装斗争，对革命理论粗浅了解的回族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并以此指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较为成熟的党的民族领导干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所在的中央党校二部二十七支部选为列席代表（13名列席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身感受到毛主席思想路线的正确和伟大，更加坚定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跟共产党，走回民族解放之路的必胜信念。

延安时期的工作

马青年在延安工作、学习时期，曾担任“延安回民救国协会”理事长；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参与组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等工作。

（一）发起成立“延安回民救国协会”

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促进边区回民发展文化，1940年1月，由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由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马列学院的马文良，西工委的牙含章，以及女大的苏冰等，共同发起成立“延安回民救国协会”。经过马青年他们的紧张筹备，同年2月26日在延安北门外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抗大、党校、陕公、女大、边中以及马列学院等校的回民同志外，还有邓发、李卓然、徐一新等领导同志以及边区政府和文协的代表及其他来宾，堪称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组织的第一盛举。最后公推马青年、金浪白、马文良、马寅、苏冰五人为理事，由马青年担任理事长，正式宣告“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成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

经过马青年等的探讨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于1940年3月10日，发表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唤起少数民族同胞的抗日热情。

（二）参与筹建回民文化促进会

陕甘宁边区是回民集中居住和繁衍的区域，边区回民在民主政策下已经获得真正的民族平等，在文化方面有初步的提高。但历史遗留给边区回民的落后情况尚未有大的改变，如文盲较多，生活较落后，特别是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以及历史上回汉斗争所残留的影响，使边区回汉间还存在着某些隔阂。为更进一步提高边区回民的文化，并使回汉之间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进而更亲密回汉的团结，共同发展，是当时边区各界与文化界迫切的任务。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边区开始酝酿建立回民文化促进会，建立回民文化促进会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沟通回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帮助发扬回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创造与发展回族（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把回民称回教、回回。延安边区政府称回民为“回族”，回族自此正式定名）新文化，促进各族人民的进一步团结，共同致力抗战建国事业。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回民文化促进会”的议案。文协执委会接受了大会的指示，开始各项筹备工作。先是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有：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艾思奇、马阿訇、马青年、马文良、马文瑞、马海德、马尔撤、马寅、罗迈、张仲实、莫文骅、贾拓夫、刘春、鲜维峻、金浪白、邓发、高岗、李富春、萧劲光、周扬、丁玲、王若飞、吕骥、张邦英、曹轶欧、曹力如、刘景范、乔木、柯庆施、越毅敏、金茂岳、杜矢甲、习仲勋、白志民、王维舟、苏冰等。

1940年10月7日下午，“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大会”三个大会同时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边区各分区的回民代表和在延安的全体回民。朱德、王明、洛甫、高自立、谢觉哉以及各机关的代表1000人出席了大会。根据大会主席团的决议，三个会统一由定边马阿訇主持，按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对大会的举行，《新中华报》专文报道了当时盛况。大会结束后，在马青年的提议下，10月16日，大会主席团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专电致敬。录文如下：

《边区回民代表大会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致敬》

中共中央毛泽东先生并转全体委员先生鉴：

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边区共产党、边区政府帮助指导下胜利闭幕。大会一致认为：回民在边区确已获得民族地位平等，经济生活改善与宗教习惯自由，回汉之间确已建立兄弟友爱的关系，这是边区政府实行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华各民族一致抗日图存的民族平等政策，所给予我们的果实。边区回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我们回族的可靠朋友和领导者。大会谨代表全边区回民向中共中央以及中国各民族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与亲切的慰问！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进一步提高边区回民并为争取全回族的民族平等亲密抗日团结而奋斗！深信在你们的指导与帮助下，定能胜利完成我们的任务。谨此电陈并祝健康！

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叩

十月十六日

（原载1940年11月28日《新中华报》）

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在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前后，组织人员将马列和毛主席的部分著作翻译成阿文，并出版发行。

（三）参与组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这一名称是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的，是为了同国民党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生关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扩大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斗争的影响。因国民党不承认回族，称回教，因此，延安发起组织成立陕甘宁边区分会时也用了这一名称。边区独自的回民组织，则统称回民。1940年10月7日，“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大会”三个大会举行分别讨论会，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大会”专题时，专题讨论了争取回族在全国的平等权利与抗日团结，边区回民的任务，保卫边区和发展边区经济以及边区回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提高等问题。选举出中国回教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干事，由马青年担任理事长，干事长为鲜维峻，副干事长为金浪白，宣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

（四）筹划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各支会的成立工作

为加强陇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战工作，马青年调到陇东地委统战部工作，主要筹划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各支会的成立工作。

1941年春，关中、陇东、三边各分区也相继成立了回协支会。分会和支会在边区回民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对推动西北地区的回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揭露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回回国”的阴谋；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对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推动边区回民发展生产等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坚决听从党召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内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派出大批部队开赴东北、热河，建立东北根据地。1945年11月，马青年随第一批延安干部团东进至赤峰（时属东北四省之一的热河省），于1945年11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冀察热辽热中赤峰（赤东）县委书记；1946年10月至1948年10月兼任赤峰县（赤东）支队政治委员；1946年12月任中共乌丹地委委员；1948年5月任中共冀察热辽热中地委委员，同年10月至1949年1月任中共赤峰市委书记。

马青年在当时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环境异常复杂艰苦的条件下，除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外，还同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防治鼠疫，开展禁烟运动，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大力支援解放战争。从而使地处冀察热与东北联系重要枢纽地赤峰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不断巩固与扩大。

1948年冬，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平津战役即将转入决战。马青年刚和马兰结婚，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便决定派他们去天津编入第四野战军。话头至此，交代一下马兰同志的情况：马兰，回族，生于1929年，赤峰克什克腾旗人，1946年6月参加革命，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丈夫马青年参加平津战役后于1949年5月随部队南下到武汉和湖南；四个月后，根据彭德怀同志“民族干部支援西北”的要求，她和丈夫没有片刻犹豫，接受组织安排，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妇联工作，任妇联主任；1957年随丈夫到甘肃省政府工作；1963年随丈夫到西安，在西北局统战部办公厅工作；1970年下放劳动；1975年平反后在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干处；1990年离休生活于西安，94岁的她和儿女、孙子、孙女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偶尔下厨给娃们做地道西北饭菜，她还说：“你们不会做地道饭菜，看来还得我老将出马……”。

话再转回来讲马青年。天津解放后，马青年担任第九区区长。在市委书记黄克诚、市长黄敬的领导下，主要任务是肃匪反特，建立政权，还要安排赈粮，救济穷苦市民，维持社会治安。解放初的天津，情况十分复杂，“博派党”等反动地下组织活动十分猖獗，凶杀案件时有发生，不少民族资本家也心存疑虑，一些工厂停工停产。马青年他们依靠当地人民，与敌特进行坚决斗争，相继破获了一批反动地下组织，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并及时妥善处理劳资纠纷，向民族资产阶级宣传我党统一战线政策，使社会秩序很快得以恢复，不少工厂在一两个月内陆续恢复了生产。

由于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要组织大批干部南下，马青年向组织提出要走。当时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黄火青曾希望马青年留下，但马青年考虑天津民族工作不多，坚持要走，最后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当时，他担任南下第一干部大队第一中队队长。1949年5月底，马青年又随四野主力部队离开天津，先抵武汉，后至湖南，担任长沙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几个月后，西北地区陆续解放，急需大批民族干部，彭德怀亲自点名要马青年到西北工作。他于9月底赶赴北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便立即赶往甘肃，投入建设新中国、献身大西北的新历程。

临夏“马清廉”

1949年9月19日，鸿宾部、马惇靖在傅作义、邓宝珊的工作下，率领国民党八十一军在宁夏中卫宣布起义，八十一军起义后，尚有万余人在接受整训。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派了各级干部300多人，到各师、团、营、连担任政治工作。

1950年5月甘肃省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马鸿宾任主任，范明与马青年任副主任。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专门签发了任命通知书（正式签发日期为1950年3月17日）。在马青年到任之前不久，甘肃省筹备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各方代表参加。当时，中央决定邀请马鸿宾参加，并将他列为副主席人选。此时，他率部起义后正在宁夏中卫驻防，几次电催，未见回音。周总理得知后，要求派一名负责同志，最好是回族同志去迎接，马青年是不二人选。马青年得到指示后，立即率人乘车前去迎接马鸿宾，行至甘、宁交界处，不幸发生翻车事故，同去的一位部队团长当场牺牲，马青年的头部、肋部遭受重伤，马青年仍然忍痛前去迎接马鸿宾。马鸿宾见马青年受如此重的伤还来迎接他，十分感激，后来两人一起共事，关系一直很好，对民族统战工作的顺利进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9年11月至1951年2月，马青年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担任副部长，主管日常工作。其间，他为做好民族统战工作，彻底瓦解“三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在甘肃长期经营所形成的社会基础，组织和动员各民族群众积极投身民主改革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甘肃省委统战部期间，马青年根据甘肃省委和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关于民族统战问题：“统一战线中的任何问题，事无大小，都要严肃对待，不得马虎。”“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反对轻率急躁情绪；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要十分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关键。”“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有关少数民族问题，事无大小，均应事前请示，决不允许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发生。”的原则和指示，经常与上层民主人士的交流，向他们宣传我党民族统战政策，征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向各级人民政府推荐人事安排，并及时收集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同时，还经常下到各地区，进行民族工作调研，处理民族纠纷。当时他去的最多的地区就是临夏。

临夏为多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外，主要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和藏族。解放初期，全区共有人口78. 3万多人，其中各少数民族共有45. 65万多人，占58.3%.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最多，为30.94万多人，分别占全区与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39.5%和67.8%.大部分回民以农业为主，兼营山货贩运，城镇回民则以商业、饮食业、手工业为主。

那里少数民族聚居，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之争、教派之争不断，民族矛盾也最多。解放初期，在此地区仅伊斯兰教的派别门宦就有老格底目、华寺门宦、大拱北、穆扶提、新校、新新教、西道堂等三十多个。建有清真寺、拱北约1500处，开学阿訇、教主、掌教2500多人，未开学阿訇3000人左右，去过阿拉伯穆斯林圣地麦加朝觐者不下百人，故临夏素有“小麦加”之称，教徒遍及全省及西北各地。与此同时，佛教及道教在汉、藏等民族中盛行，因而历史上民族间的矛盾，又往往表现在宗教间的斗争。不少有清真寺的地方，也建有佛寺、道观。一些喇嘛寺是著名甘南夏河寺院——拉卜楞寺的分支；永靖的炳灵寺，则有“十万佛寺”之称，信徒众多。宗教间竞争激烈的状况可见一斑。加之溃散的马步芳残余组织与土匪武装仍在到处烧杀抢掠，造成数万难民流亡各地。由于临夏地区问题多，又缺乏党的少数民族负责干部，马青年就向组织提出下去工作，并立军令状：“临夏地区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不解决好这地方没有办法巩固和发展，不解决好这地方的问题誓不回还。”省上根据他的意见研究后，于1951年初决定派马青年去临夏地委和专员公署。

1951年2月至1956年10月，他担任中共临夏地委第二副书记兼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至1952年10月）。继而，担任临夏地委书记、临夏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临夏行署专员等。

解放前，临夏是“三马王朝”的老窝，被他们统治经营的时间长达87年。这里出过国民党政府主席的就有七人，专员和旅以上军政的头目的多达百余户，团一级文武官员的更高达2000余户，这些人是旧政权统治的基础，解放后则成为潜伏地下威胁新政权的危险因素。面对解放初期匪患猖獗、敌特活动严重，马青年先后参与领导了四次较大规模清剿叛匪的斗争，先后消灭了马哈兰、马克力木匪帮，肃清马虎山匪帮，剿灭马彦彪、马步虎（马步芳堂兄）匪帮，平息马良叛乱，共毙伤、俘获匪特5000余人。至1954年临夏境内匪特基本剿平，社会秩序终得安定。

在剿匪肃特、平息叛乱斗争中，参与领导或主持临夏党政民族工作的马青年，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做到两个“特别”：即特别注意争取民族与宗教界上层人士，特别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妥善将他们中700多人安排到各级政府机构担任职务。1950年，全区脱产少数民族干部仅为700人，到1956年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时增至3295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42.6%。这些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熟悉本地情况，了解本民族群众的思想感情，同各族人民密切联系，对分化瓦解敌人、平息骚乱、提高少数民族群众觉悟，临夏地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城乡，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抗灾救济、扶助农民、发展生产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主要工作去做，经过长期大量艰辛的工作，最终在临夏形成民族和睦、团结发展的良好局面，新生政权得以巩固。

他在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1953年1月下旬，马青年亲自组织临夏地委写出了《临夏县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简报》，此报告由省委和西北局转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后特作批语：“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实现了，民族隔阂基本消除了，在这些地方可以说大民族主义是残余了。但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存在，不能只说是残余。再则目前时期的主要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在此之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形成了甘肃的一种制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马青年在临夏工作的五年多时间里，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慎重推进各项社会改革政策。比如土地改革，实行了比一般地区温和的政策和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和1952年7月甘肃省统战工作会议的精神，对拱北、道堂、清真寺、喇嘛庙的土地都予以保留，只在宗教上层和群众都同意减租的情况下适当减租；不发动群众对上层人士检举揭发，也不让民族宗教上层以及当地民族干部在不适当的场合作检讨，而采取背靠背的斗争方式保护过关；对旧社会的案件概不追究；土改工作通过召开阿訇座谈会，与上层协商的办法进行。采取这种温和政策和做法后，消除了上层的疑虑，稳定了他们的情绪，减少了临夏地区土改运动的阻力。类似政策与做法，也体现在以后的“三大改造”“三反五反”、民族区域自治等运动和工作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后，他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对临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12月党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布以后，一段时间内，临夏地区社会各界人士中存在种种模糊认识，担心贯彻总路线会影响民族团结，影响统一战线，工商界怕“没收”，宗教界怕“消灭宗教”，民主人士怕“过河拆桥”“不再统战”，中农怕“露富”，富农怕“改”、怕“斗争”，地主怕“追究既往”。资产阶级则利用各种方式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反限制活动，特别是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歪曲政策，说什么“社会主义虽好，但对宗教不利，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妨碍”。反革命分子则大肆造谣破坏，散布什么“到社会主义，宗教消灭，回汉不分”“吃大锅饭，集体睡觉”，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标语。

为保证总路线的贯彻，他经常深入少数民族群众中，组织学习、宣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各族群众讲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才能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各民族才能真正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离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任何其他阶级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总路线的贯彻，决不会“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统一战线”；对宗教关系的处理，特别向干部讲明宗教问题是信仰问题，不是阶级产物，因而不能损害及刺激宗教界群众的宗教感情，也不能迎合他们的宗教感情。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强调说明：“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仍然采取保护政策。”对各界统战人士讲明：凡是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合作的人，党和政府一定争取与他们合作到底，过去保护他们过社会民主改革的“关”，今后仍然保护他们过社会主义的“关”。

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广大城乡气象为之一新，敌人的破坏造谣不攻自破，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人们普遍表示：“走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并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给各族人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通过宣传教育和切合实际的工作，临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临夏地区形势越来越好，农业、林业、畜牧业、地方工业与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事业都稳步发展，逐年进步，各项工作深受各族人民拥护。

马青年作为临夏地区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出于敬重，经常向他馈赠各种礼品，但他严于律己，一概不收，他的党性和人格品行，在当地有口皆碑，群众送他“马清廉”的称号。

西北大地的记忆

1957年2月，马青年被调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1964年初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

他到西北局工作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间，他按照西北局的安排，带调研组到陕南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和群众生活情况调研，当时安康地委书记是韦明海。马青年在安康县、平利县调研时发现有不少群众家里已揭不开锅，已出现浮肿，如不尽快给群众粮食，就会出现不可想象的严重问题。他立马要求安康地委、行署和有关方面从安康直属粮库调粮食给极度困难群众。直属粮库的同志说：“从我们直属粮库调粮要经过中、省有关部门同意才行，不然我们无法执行。”马青年说：“群众生命大如天！你们先调粮，我们调研组和地委、行署一道向上级打报告，有什么问题我承担。”在马青年的协调下，安康直属粮库把粮食用卡车首先送到平利……安排完工作，他与生活在安康城东关区域的亲戚朋友见面时，看到亲戚朋友中也有不少困难户，也有人向他提了一些要求。对亲戚朋友的问题，他回答：“国家还在困难时期，大家都一样困难。我希望我的亲属们能体谅我们的国家和我，我希望大家不向政府要照顾，大家要携起手来战胜困难，攻克难关。我会尽我的个人努力帮助大家……”后来，他于1980年代初回到安康，在安康地区招待所办了酒席招待自己的亲朋好友；1990年代中期回到安康一次，拜访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畅谈改革开放的形势，畅谈安康回民工作发展，要求亲朋好友们积极工作，在民族事务上当表率，为民族大团结做出贡献。

在上世纪70年代，他遭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陕西省宝鸡地区扶风县上宋公社神村大队“接受监督和劳动改造”；1973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被调任陕西省外贸领导小组组长、财办党组成员，外贸局党组书记、局长，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统战部部长；1979年至1989年，担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1980年3月至1987年3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1980年1月至1987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1990年9月离职休养。

离休后，马青年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一是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拨乱反正及其常委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二是为推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三是热切关注宁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力所能及的引进项目和寻求政策支持；四是十分关心党史工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关于红军西征等珍贵的史料。

马青年曾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

1997年11月4日，马青年在西安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1岁。

编辑：李娇